福建“诈骗之乡”以骗不到钱为耻 被抓不觉丢人

头号嫌犯陈文辉的父亲提及儿子犯错,痛哭流泪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头号嫌犯陈文辉的父亲提及儿子犯错,痛哭流泪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
  “诈骗在他们眼中,成了一种职业,仅仅是谋生的手段,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。”

  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,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。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,安溪被称为“诈骗之乡”。高峰时期,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。

  近年来,当地政府对电信诈骗持续打击,一些安溪人转移至外地重操旧业。此次徐玉玉案,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。

  何以安溪的电信诈骗屡禁不绝?多位受访人士认为,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。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,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。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,他们不以诈骗为耻,而“以诈骗不到钱为耻”。

  “诈骗在他们眼中,成了一种职业,仅仅是谋生的手段,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。”这位警察说。

  “诈骗之乡”

  8月19日,山东省临沂市高考录取新生徐玉玉被犯罪嫌疑人以发放助学金名义,通过电信诈骗骗走9900元。案发后,徐玉玉在报案回家途中晕倒,出现心脏骤停,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  公安部通报的嫌犯信息显示,徐玉玉案共涉6名嫌犯。

  6名犯罪嫌疑人中,有5名来自福建。

  唯一的非福建人是19岁的熊超。公安部公布的信息显示,他的户籍地在重庆丰都。但媒体实地探访后发现,熊超两岁时便跟随父亲到了福建,并一直生活到现在。

  5名福建人,有3名来自安溪县,另两人来自永春县,安溪县和永春县相邻。

  安溪位于福建的东南沿海,隶属泉州市管辖,是典型的山区,境内山多地少,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说。安溪漫山遍野都是茶园,当地最著名的特产是“铁观音”,安溪人更愿意称自己为“中国茶都”。

  因为徐玉玉案发,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挖出。至少在十多年前,该县便被媒体称为“诈骗之乡”。据2004年《瞭望周刊》报道: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“大本营”,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“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”,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,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。

  电信诈骗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源于台湾,因此又被称为“台湾式诈骗”。在台湾警方打击下,本世纪初开始向大陆转移,福建成为首选之地。媒体报道称:2003年前后,部分福建藉团伙成员在掌握诈骗套路后另起炉灶,以家族关系为纽带,使电信诈骗犯罪迅速本土化。

  其后,电信诈骗的手法不断翻新。安溪一位知情者介绍,像此次徐玉玉案,6名嫌犯所采用的手法已经是比较“低级”的,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发放补贴是几年前的诈骗手法,现在最新的招术是假冒博彩网站诈骗。

  今年3月,广东破获了一起假冒博彩网站诈骗案,涉案金额达1.4亿,日均万余人被骗。警方证实,该团伙11个股东全部来自福建安溪长坑乡,其中多人有诈骗前科。
一位村民从魁斗乡司法所旁经过,司法所墙壁上有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一位村民从魁斗乡司法所旁经过,司法所墙壁上有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
  90后骗90后

  6名嫌犯的照片公布之后,人们发现,这是一张张几乎和受害者徐玉玉同样稚嫩的面孔。

  他们年纪最大的35岁,最小的19岁——只比徐玉玉大1岁。他们中间,“90后”就有3人。有媒体因此评论说:90后骗90后,“相煎”何急!

  头号嫌犯是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文辉,他今年年底才满22岁。一位认识陈文辉的当地人说,陈文辉牵头与同村的陈福地一起,组织了这个诈骗团伙。团伙成员除了几名同乡还有一位工友---一起打工时结识的熊超。

  这几位嫌犯有着几乎同样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。他们出身贫寒,不爱学习,未及成年便出门打工,然后早早的结婚生子。

  陈文辉的家建在安溪县白濑乡的一个山坡上,一幢3层红砖楼房,这幢房子10多年前便已开建,现在看起来仍未完工。

  陈文辉一位亲属告诉记者,陈初中没毕业便辍学,后来跟人外出打工。还不满22岁,陈文辉已是两个男孩的父亲,大儿子两岁,小儿子几个月前刚刚出生。

  最后自首的嫌疑人郑贤聪与陈文辉的经历相似。他家住在永春县达埔镇达山村,一栋二层楼房,房子同样没有完工,浇灌楼顶的木头支柱至今还未撤掉。郑贤聪家中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,除了一台冰箱外,就剩下一台锈迹斑斑的落地电扇。

  在村民印象中,郑贤聪不爱说话,吃不了苦,老想着赚大钱。一位村民回忆,郑贤聪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,他最多读到小学三四年级。郑早婚,生下了3个孩子,但后来不知何故,妻子与之离婚。

  团伙中的另一嫌疑人郑金锋与郑贤聪在一个村,郑金锋的条件要更差一些。“他其实现在都没有房子住的,住在大哥家里,因为以前的老房子实在太破了。”一位村民说。

  郑金锋有一儿一女,在儿子5个月大的时候,郑金锋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。

  6名嫌犯中,年纪最大的黄进春状况最为糟糕。和团伙里其他早婚的“小伙伴”相比,今年35岁的黄进春至今没有成家,家中还是二三十年前建的土坯房。

  2013年,黄因使用信用卡透支了5万多元,被银行诉至法院。其后,黄被法院列入强制执行名单,但因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,执行程序终结。
头号嫌犯陈文辉简陋的家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头号嫌犯陈文辉简陋的家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
  曾经的影子

  几乎从徐玉玉案一开始,安溪人陈俊(化名)便注意到这条新闻。他从6名嫌犯身上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影子:家庭困难、初中辍学、打工没挣到钱,然而铤而走险,加入电信诈骗。

  今年29岁的陈俊曾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小头目,他和堂哥、表哥、表弟等4人一起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,他们先是创办了一个高仿的证券公司网站,并在网站上登出“证券权威专家理财,提供股票预测”等信息,帮助受害者推荐股票。

  “10个人中间,总有一两个人推荐的股票是涨的”,陈俊说。骗得受害者信任后,他们会以加入会员需要缴纳会员费、入股资金的名义,骗取对方钱财。不长时间,这个团队便进账30多万,直至警察破门而入。

  和陈文辉一样,陈俊也出身在贫寒之家,他的童年记忆里,度日的艰辛伴随着父母无休止的争吵。

  陈俊记得自己七八岁时,便开始在村中的私人鞭炮厂打零工。小孩子可以帮助插引线,从早上8点开始,一直到晚上12点左右。每天,陈俊能够完成1万只鞭炮,他可获得5元钱的报酬。

  初中一年级,陈俊辍学。他进到了一家服装厂,主要工作是“踩商标”——衣服好了之后,将商标打上去。这个工序是通过脚上的机器完成,踩一次就完成一枚商标。这个动作,陈俊每天要重复至少一万次,“时间长了,屁股被磨得生疼”。

  几年的打工生涯,陈俊没有挣到什么钱,当时铁观音的价钱不错,陈俊就回到家中帮助做茶叶。

  后来,铁观音价格一路下跌,从最高三五百元一斤,跌到几十块钱一斤。陈俊觉得做茶没有出路,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赚钱。他说,一例反诈骗的新闻让他“灵机一动”,很快通过网上联系到了一位专门从事电信诈骗的“老板”,陈俊的网上诈骗之路由此开启。

  安溪县政法系统一位人士介绍,当地从事诈骗的人具有年龄低、文化程度不高、经济条件差等特点。
今年4月,安溪成立反诈骗中心,这样的组织在县城并不多见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今年4月,安溪成立反诈骗中心,这样的组织在县城并不多见。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摄

  扭曲的“诈骗观”

  原泉州市政协委员,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主任魏正介绍,近几年,特别是打击电话诈骗行动以来,安溪本地诈骗基本遏止,但一个新的趋势是,安溪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,逃避打击。

  安溪县反诈骗中心研判打击室负责人王梓斌承认,近年来的打击确实压缩了当地电信诈骗犯罪空间,现在电信诈骗都往外地转移。比如徐玉玉案,犯罪嫌疑人作案窝点在江西。

  在泉州市公安局系统工作超过15年的警官李青全(化名)认为,安溪当地电信诈骗屡禁不绝,甚至转移到外地作案,根本原因就是犯罪的土壤还在,是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。

  李青全说,一些诈骗者把诈骗当作一种职业,谋生的出路。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骗。他们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,“以诈骗不到钱为耻”。

  曾经有过诈骗经历的陈俊就认为:“我感觉它比去偷去抢还是轻很多”;而另一个当地村民认为,诈骗自古有之,两军对垒时常用,是一种谋略,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“骗骗人而已”。

  “很多骗子认为,我又没偷又没抢,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把钱给我的,我有什么罪?”安溪政法系统一位人士分析,诈骗者如此自我消解,在他们心中,罪恶感不似常人那般严重。

  “即使诈骗被抓,他们也不会觉得很丢脸”,一位安溪人说,但如果是偷、抢,大家就会指指点点。

  一位有过诈骗经历的安溪人认可这种说法。他说,诈骗者首要的目的是钱,一开始会很害怕,但当得手之后,这种感觉很快会烟消云散。

  “就像很多人考试作弊一样,作弊的过程中会很担心,但一旦得手,就不会再有类似的感觉,反而会有些暗暗得意。”他说。

  时评人西坡认为,应该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探讨“犯罪之乡”的形成。良好的公共治理要求政府对犯罪集中的现象及时发现、严厉打击、严密防范。而在打击犯罪之外,如何修复变坏的地方社会才是更深层也更艰难的命题。